理解反了!李鸿章批评“中国报纸不讲真话”考|短史记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4-20 20:28:56

文 | 谌旭彬


1896年8~9月间,李鸿章访问美国。期间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引起不小的关注。


采访中,记者曾问李鸿章:


“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Would your Excellency favor the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of the newspaper as developed in this country and in Europe?”)


李鸿章回答:


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There are newspapers in China, but the Chinese editors, unfortunately, do not tell the truth. They do not, as your papers, tell ‘the truth.’ The editors in China are great economizer of the truth; they tell only a part of it. They do not have, therefore, the great circulation that your papers have. Because of this economy of the truth, our papers fail in the mission of a great press, to be one of the means of civilization.”)


上述对话,在近一百年后,被中文媒体重新发掘,流传极广。李鸿章的“体制内开明派”的形象,也因这段“批评体制”的对话而更为立体。


李鸿章真说过这段话吗?李鸿章这段话,真的是在“批评体制”吗?


图:《纽约时报》1896年9月3日关于李鸿章的报道(部分)


李鸿章确实说过这段话



1896年9月3日,《纽约时报》确实刊登过一篇关于李鸿章的采访报道。采访涉及到了中国的报纸,记者的提问与李鸿章的回答,确如前文所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刊登的“英文文字表述”,完全等同于李鸿章的“中文语言回答”


记者会上,李鸿章有两名翻译。“前半部分由总督私人医生马克先生做翻译,随着问题越来越深入、详细,马克先生抵挡不住,只好由罗丰禄来应付了。”李的中文回答,由罗丰禄等人转译成英文,留存于《纽约时报》,今人再从《纽约时报》将之译回中文,至少在遣词造句上,会与李鸿章的原始表达存在很大区别。


比如,李鸿章不可能用中文说出“政治经济学家们”这类字眼,《纽约时报》英文报道里的“political economists”,究竟对应是哪个词汇,很费今人思量。再如,同期访问英国时,李鸿章曾于白金汉宫之签名簿上留诗一首:“飘然海外一浮鸥,南北东西遍地球。万绿丛中两条路,飙轮电掣不稍留。”(该诗系李鸿章在伦敦坐火车后所写)这首诗由罗丰禄转译成英文进呈女王,伦敦的媒体曾有报道。林乐知、蔡尔康编写《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一书时,又从英文报纸回译,结果就变成了“远行之客,如海上之鸥,浮过大洋,足迹遍于东西南北。但见终岁长青之松柏中,有路两条,车轮瞬息飞去。”核心主旨没有偏差,但遣词造句已完全是另一番模样。②


具体到关于“中国报纸”的采访,大致也是同样情形。核心主旨当无偏差,但遣词造句已非李鸿章风格。比如,李不可能说出“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这类话,因李对新闻的独立监督权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尚无认知——在给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的书信中,李鸿章将西方媒体对自己的高度关注归结于“西人好名“,而非民众的“新闻知情权”。③


图:《纽约时报》当年的报道中关于“中国报纸”的部分


不要错认李鸿章为知己



既然李鸿章批评“清国报纸不讲真话”这件事是真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该怎么理解李鸿章这段话?


主流意见认为:李鸿章当时站在清国体制的对立面。他批评“清国报纸不讲真话”,实际上是在批评清国体制不让清国报纸讲真话。


这种解读忽略了两个关键事实:


(1)李鸿章的言辞,无一字涉及政府,指责对象始终局限于“中国的编辑们”。


(2)1896年李鸿章出访时,清廷尚无正规的媒体管制政策,媒体与体制之间的冲突不多,矛盾多产生于报纸和具体官员之间。戊戌年(1898年),慈禧发布上谕令各地督抚严查“捏造谣言”的报馆及主笔,乃是清廷第一次公开压制报刊舆论。


第一个事实,有《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在,无需赘言。


细说一下第二个事实。


中国近代报刊始于19世纪上半叶,最早出现在上海、香港等口岸城市,多系外人(或挂靠外人)创办。早期的报纸或传播西学,或登载商业信息,并不涉及时政。直到1870年代,才有《申报》(1872)与香港《循环日报》(1873)开始刊登文章,报道清廷的时事消息,讨论清廷的政治问题。④


最先与报纸发生冲突的,并不是朝廷体制,而是地方官员。


以《申报》为例,自1872年起,其报道一再引发地方官员的不满。如报道“徐壬癸案”,描述上海县令如何对犯人施以酷刑(先杖二三百,又敲胫骨一百),引起西人舆论大哗,报纸遂与上海县令交恶。报道“杨月楼案”,遂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恶。报道“杨乃武案”,遂与浙省大小官员交恶。报道 “海防与塞防之争”,又与左宗棠交恶。


地方官员无法适应自己的施政被报纸置于“公议”之下。《申报》所犯的错报、误报这类有问题的报道很多,如报道吴中“张抚君”官轿中被人放了炸药包,结果被证明是假新闻;报道嘉善县百姓强拥县令出城,令其亲眼目睹田间旱荒,结果也被证明与事实存在出入),遂成为地方官员屡次提请查禁《申报》的重要理由。⑤


左宗棠1870年代对江浙报人的诸多评价,大致可以视为当日官场对新闻报纸的的一般性看法。


在左看来,江浙报人都是些“无赖士人”、“无赖之徒”,专在颠倒是非:


“近时传播新闻纸.本英人设局,倩江浙无赖之徒,所为侈谈海务,旁及时政,公造谣言,以惑视听,人所共知。”“吴越人善著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辑新闻纸,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江浙无赖士人,优为之处士横议,托于海上奇谈,都中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辩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资之以绐中国,其中亦间有一二事迹堪以复按者,然干涉时政,拉杂亵语,附录邸报,无纸不然。”⑥


李鸿章当年对中文报纸的观感,不会比左宗棠更佳。


至晚在1862年,李鸿章开始留意从外国人所办英文报纸中搜集资讯,他曾命“会防局”搜集、翻译此类报纸,除自留一份外,还分送给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每旬一送。至于中文报纸,当时并不在李鸿章的视野之中——曾国藩曾直言“上海所刻新闻纸谣言太多”,致信李鸿章,请他设法“禁阻一二”,可见二人对中文报纸的大体看法。⑦



图:郭嵩焘。1878年,《申报》刊文《郭星使驻英近事》,因报道不实,多所夸张,严重影响了郭嵩焘作为驻外使节的形象,引起郭嵩焘不满,酿成传播极广的“郭星使画像案”。李鸿章与郭嵩焘交谊密切,此事加深了他对中文报纸的负面印象。


在李鸿章的政治活动中,常可见到来自中文报纸的“不实信息”的“干扰”。


比如,1875年左宗棠西征,《申报》颇多新闻讯息得自道听途说,并不准确,以致左宗棠在给友人吴桐云的私函中愤然写道:“时论……道听途说,惟怪欲闻,……《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据以入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所谓“合肥据以入告”,乃是指李鸿章拿《申报》上的不实报道为依据,向朝廷上奏,来质疑左宗棠的西征。自然,不实报道被戳穿,李鸿章会很尴尬。


再如,1869年李鸿章奉命处理酉阳教案,总理衙门抄录的中文报道,多有失实之处(如声称“烧毙三十九命”“致毙四五十名”),这类报道引起法方注意,给李鸿章的交涉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⑨


再如,清法战争期间(1883~1885),李鸿章与曾纪泽(曾任驻法公使)意见相左,李的意见在总理衙门取得优势后,立场偏向曾纪泽《申报》刊登了一篇《曾袭侯致李中堂书》,对外公开了曾、李之间的分歧。《申报》主笔并在按语中称颂曾纪泽“熟悉外洋人情”,对法国政治“了如指掌”,赞誉公开信“义正词严,思虑深远”,“语语从血性中流出,字字从天平上称过”。这封公开信,为李鸿章引来了朝中“清流”的口诛笔伐。在李鸿章看来,《申报》这种报道,无疑属于“只讲部分的真实”。


“中文报纸多刊载不实信息”这一认知,一直持续到李鸿章出访欧美前夕。


1883年,李鸿章就吴长庆的部队是否适宜继续留镇朝鲜一事回奏,奏文中提到“惟沪报日报间有讥刺,皆系倭人嫉忌及朝人附倭者捏造之词,断不可信。”——朝廷通过“沪报日报”获悉吴长庆部在朝鲜纪律不佳,不受欢迎,李鸿章则回禀朝廷,自己得到的信息是“军民上下欢欣如家人” [11]。


1895年9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据李提摩太记载,李鸿章曾对他提到:“《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原注)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12]


出访欧美前夕,中文报界又发生了一件令李鸿章极其不快的事情。


时为1896年初。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其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出面,弹劾了康党组织的“强学会”,重点抨击该会会报《中外纪闻》:“于目前局势,未能了了,仅凭报馆横议,逞其笔锋”、“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直接导致该报被禁。据康党友人吴樵披露,杨崇伊此举,是受了梁启超的文章《学会末议》的刺激。梁这篇文章“内有易相之意”(易相,即要求罢免李鸿章),本拟发表在上海的《强学报》;不料在内部传阅时走漏了消息,杨崇伊遂先发制人,弹劾了“强学会”。康党以媒体为武器介入政治斗争,加深了李鸿章对康党主持的中文报纸的负面观感。[13]


综上:自1860年代以来,李鸿章(也包括与他同时代的诸多清廷官员)一直在“不实报道”方面,对中文报纸存有负面评价,且始终将问题归咎于报纸自身,而非体制监管(事实上也尚不存在体制化的监管)


如此可知:李鸿章这句话——“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实属肺腑之言。李字面上全在批评“中国的编辑们”,是因为他确实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编辑们”;李无一字涉及政府监管,是因为他确实不认为问题出在政府监管。


1896年,体制中人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并未站在报纸的立场暗讽体制。今人喜好传播李鸿章此语,实属谬托知己。


图:1900年7月,李鸿章访问香港。该年夏,在慈禧的煽动下,北中国兴起义和团运动,李鸿章则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加入北方乱局。六月二十八日(旧历),张之洞致电李、刘,主张联名致电上海英国总领事,将北方乱局归咎于“康党散布谣言……沪上华洋各报为之传播”,李鸿章于次日复电表态:北方乱局“责有攸归”“尊电一概抹煞,专咎新闻纸,似未足信”,不同意让报纸背锅。李主张慈禧“先下罪己之诏”。


注释

①中文译本,引自:郑曦原/编;李方惠、胡书源、郑曦原/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P297。括号内系《纽约时报》之原文,具体可见:http://query.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9B04E1DB1E31E033A25750C0A96F9C94679ED7CF&legacy=true ②李诗原文,见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所附“李鸿章年谱”。回译诗文,见:蔡尔康/编、林乐知/编译,《李傅相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P158~159。③《复莲池书院山长吴》,收录于《李鸿章全集 36 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P109~110。④王敏,《新式传媒应对无方与清朝的覆灭》,收录于《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P752。⑤卢宁,《早期〈申报〉与晚清政府: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杨月楼案、杨乃武案、“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申报》的具体报道情形,本文限于篇幅从略,有兴趣者可参见该书相应章节。⑥见《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五》,转引自:刘丽,《中国近代报业采访史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P185。⑦《上曾制帅》,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P84。《复李鸿章》,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九日,《曾国藩全集 25 书信 4》(修订版),岳麓书社,2011,P534。⑧《答吴桐云观察》,光绪元年,收录于《左宗棠全集 书信二》,岳麓书社,2014,P513。⑨顾建娣,《第二次酉阳教案的处理及余波》,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1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17~18。⑩曾、李分歧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李恩涵/著,《外交家曾纪泽 1839-1890》一书的第四章“中法越南交涉”,东方出版社,2014,P163~142。[11] 《驻朝庆军缓至明春再酌撤留折》,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收录于《李鸿章全集 10 奏议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P276~277。[12]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224。括号内文字系回忆录原文所有。[13]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著,三联书店,2009,P14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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